来自 互联网 2020-01-16 00:52 的文章

算法推荐等技术方式与社交媒体的结合

  这一年,是世界互联网诞生50周年,也是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25周年。互联网新技术持续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我国以超8.5亿网民规模成为全球最大互联网市场,数字经济已经占据GDP的三分之一。

  同时,这一年也被认为是互联网监管发生转向的重要一年。近日于京发布的《数字变革与治理创新——2019年全球互联网法律政策观察》(以下简称《观察》)认为,2019年可能也是互联网监管从松到严的转折年,“挑战”是绕不过去的关键词,包括来自新技术的挑战、来自数字平台的挑战、来自国际治理的挑战等等。

  “在诸多挑战之下,各界呼吁创新互联网治理模式,积极应对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新型法律、伦理和社会影响。”《观察》指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和数字社会治理已经成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观察》由腾讯研究院法律研究中心发布。

  2019年互联网技术继续实现突破。在互联网人口红利逐步见顶的存量竞争背景下,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5G等新技术成为了互联网持续创新和边界扩张的新引擎,也引发了政府监管的持续关注。

  《观察》发现,各国纷纷出台了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顶层设计,不过并未贸然突进地对新技术进行强监管。

  梳理各国2019年相关法律政策动向可以发现,其关注点不外乎如下方面: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在提高效率、带来效益的同时,也持续引发隐私、公平、责任、安全、应用边界等诸多争议,使得AI伦理与治理成为国际社会核心关切。

  个性化推荐等算法自动化决策、人脸识别、深度伪造(deepfake)、AI医疗、无人驾驶(自动驾驶)等均被纳入监管的重点。中美欧等各国已在制定AI伦理准则及细分领域立法,推进人工智能治理。

  同时,新技术带来知识产权新问题,人工智能创作日趋精细化发展,却面临着版权保护真空。目前,美欧已将AI知识产权规则制定提上日程,以便适应人工智能对知识产品生产方式的持续变革。

  新技术带来的网络安全新问题也是关注重点。一方面,物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隐私等问题受到关注,国外已在推进制定相关立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被用于网络攻击和网络犯罪,如利用深度学习等AI技术制作深度伪造的音视频内容来从事各种欺骗和欺诈活动。

  还有如区块链带来的监管挑战,基因编辑、无人驾驶、脑机接口等带来的伦理争议等,也是2019年的关注重点。

  “可以预见,随着技术快速发展迭代和互联网应用边界持续扩张,全球各国将日益重视新技术、新应用、新业务的监管和治理,平衡风险防范与发展诉求,确保技术向上向善发展是根本追求。”《观察》说。

  《观察》分析,平台治理已经成为互联网治理的核心,2019年主要呈现三大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平台民事责任限制规则出现新变化,综合性平台责任体系已经建立。网络版权等领域的避风港规则和平台责任豁免规则一直以来都是互联网平台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2019年出现新变化,例如欧盟版权法改革成果对版权避风港规则的扬弃,我国司法和立法对通知-删除程序的完善等。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我国法院在阿里云案和微信小程序案中发展了通知-删除规则(通知-必要措施规则),结合这些新型平台的特殊性认为“转通知”作为“必要措施”具有合理性,而非一律采取“删除”措施。

  在《观察》看来,“这是对产业互联网发展中的平台责任新问题的积极回应,正在制定中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也予以采纳,立法与司法形成良性互动”。

  第二个趋势是平台竞争转向数据获取与利用,竞争规则逐步得到确立。近来网络爬虫涉嫌违法违规的事件频频发生,同花顺诉灯塔公司、新浪微博诉饭友、抖音诉刷宝等案件,在之前诸多判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未经授权获取、抓取、使用数据的不正当性和实质替代、正当商业利益等判断标准。

  目前各国立法也对此多有关注。例如,欧盟版权法改革成果中关于文本与数据挖掘的合理使用制度,区分公共利益目的和商业利益目的,认为后者必须尊重权利人的意志,给网络爬虫的合法性划定了边界。

  日本已于2018年修订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引入了“不正当获取、使用数据等行为”,旨在加强数据保护。此外,欧盟、WIPO、美国USPTO、德国等已在考虑针对数据设立新型权利或进行特殊保护的可能性。、

  第三个趋势则是新技术增加了平台治理的复杂性。一方面,算法推荐等技术方式与社交媒体的结合,导致了假新闻的泛滥,甚至对欧美的政治选举产生了影响。假新闻、仇恨言论、政治广告等内容监管已成全球共同关切,各界也在呼吁对算法推荐等AI自动化决策的应用进行规制。

  对此,欧盟一直保持高压态势,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措施,还将制定《数字服务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拟针对在线平台设定新的责任规则。2019年,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法国、俄罗斯等都制定了相关法案。2019年我国也有多个立法涉及算法推荐、深度伪造等问题。

  《观察》认为,在互联网监管和数字社会治理方面,我们需要更多考虑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诉求,构建多层次的治理体系,而不单单是依靠立法和监管,诸如标准、自律规范、最佳实践做法、技术指南、伦理框架、数字素养、伦理教育等都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且更能适应技术快速迭代、应用日新月异、产业融合发展等特征。

  《观察》建议:我国的互联网立法和监管需要更多考虑国际竞争视角,为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更好保护。欧盟、美国等国外立法一般都是为了保护自身技术和产业发展,欧盟在“单一数字市场”战略之下的一系列立法和监管措施的初衷都是如此,且背后具有复杂的政治经济动因,我们应客观、理性、辩证看待,避免机械借鉴和片面移植。此外,国内立法一方面需要鼓励、促进技术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最大发挥,另一方面需要避免产生阻碍、延缓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不利效果,以免削弱我国的科技和产业竞争实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下更好地保护国内企业是应有之意。

  针对新技术、新应用、新业务等出台先行先试政策和立法,探索前瞻性规则。“目前,国家支持在AI、自动驾驶、5G、大数据等前沿科技领域建立发展试验区和发展示范区,AI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国家重要布局,这些领域的先行先试和应用落地往往需要突破既有的法律和监管壁垒,此时探索制定前瞻性规则就变得尤为重要。”《观察》说。

  《观察》还建议持续探索多元共治的平台治理模式。网络平台是数字社会的中枢,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社会治理制度中,平台可以发挥应有作用,而这需要找到政府治理和平台治理目标的结合点。此外,在平台跨界、多元、融合发展趋势下,平台治理需要坚持多元共治的原则、行为决定责任的思路,使平台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助推器。

  建立健全数据政策。在当前的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政策是多维度的,涉及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与共享、商业数据保护、数据相关犯罪打击等诸多层面,需要统筹推进。例如,个人信息保护需要合理平衡各方利益和诉求,避免像GDPR一样过度偏离产业实际,阻碍竞争和创新;商业数据保护需要明确网络爬虫、数据获取与使用等行为的合法边界,保障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针对数据相关的新型权益保护机制积极探索前瞻性规则,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发展和国际竞争力培育奠定制度土壤。

  此外,我国需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和前沿科技等领域的国际治理和规则制定,加强数字合作,进一步发挥技术在数字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